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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自動物的傳染病

大部分，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，都可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。由於人類和家禽、家畜的接觸最密切，因此目前許多常見的傳染病，都發現與某些家禽、家畜疾病有關，這點並不令人訝異。

例如，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熱有關；天花則已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；至於流行性感冒，則是人豬共通。的確，按照正統教科書的記載，目前人類和家畜動物的共通疾病數目如下：

家禽  二十六種，

鼠　  三十二種，

馬 　 三十五種，

豬　  四十二種，

羊 　 四十六種，

牛 　 五十種，

狗 　 六十五種。

這些疾病有許多重疊之處，因為除了感染人類之外，同一種傳染病常常也會感染好幾種動物。此外，由於某些傳染病非常罕見，而有些又非常普遍，因此單看上述統計，並不是很有意義。話雖如此，重疊數量還是能夠暗示我們，人類和家畜動物間的疾病關係有多麼錯綜複雜。而且它也明白顯示出，人與動物的密切程度愈高，共通疾病就愈多。

除了源自家畜動物的疾病外，人類也可能因為捲入某些野生動物的疾病循環中而致病。譬如，源自穴居齧齒動物的淋巴腺鼠疫、來自猴子的黃熱病，以及來自蝙蝠的狂犬病等，都是這類險惡傳染病的例子。

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間轉移的情況，從來不曾停止過，即便在近代也一樣，有時甚至造成突發、劇烈的後果。例如在1891 年，牛瘟席捲非洲，殺死大量牧牛、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；但這次疫情實在太突然且太慘重（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），反而使疾病本身沒法發展成地方性疾病。相反的，它在幾年後就消逝無蹤，理由恐怕是因為缺乏還活著的易染病有蹄類動物可供感染。

1959年，一種名叫歐尼恩熱病（O'nyong nyong fever）的人類新疾病，出現在烏干達，很可能源自某種猴類病毒。這種疾病傳播得又快又廣，但是在本案例中，它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卻很輕微，而且能引發適度的免疫反應，因此復原也很快。結果，歐尼恩熱病和牛瘟一樣，也沒能發展成地方性的人類傳染病。相反的，它神祕的消失了，就像當初它神祕的出現般。也許歐尼恩熱病是撤退回樹冠區域了，那兒很可能是它的發源地。

十年後的1969年，另一種遠較歐尼恩熱病更致命的疾病，出現在奈及利亞，稱為拉薩熱（Lassa fever），這是由醫療站裡最先發現它的一群西醫命名的。這種新疾病最後在1973年追蹤回齧齒類動物身上，牠們可能是該寄生物的主要宿主。因此，適當的防疫措施於焉展開，以壓制這種疾病。

當某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數大量增加，同時又栽種及畜養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動物，我們不難想像出一連串以下的情節：傳染病必定會反覆由動物宿主轉移給人類，尤其是那些與人類有密切接觸的家畜動物。

當然，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。譬如，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、家畜。同樣的，在家畜、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，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，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，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。

換句話說，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布模式後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，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，占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。人類的成功意味著，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，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，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，就能大肆繁殖；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，在侵入宿主後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週，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，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。

微寄生與巨寄生異曲同工

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，有一點很值得注意：在傳染病的微寄生，與人類政治、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，頗有類似之處。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。但是，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，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，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。然而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，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，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，使得任何穩定、持續的傳染病模式，都無法建立。

在文明史早期，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，也就是說，他們學會了如何打劫農民：搶走部分農穫，但不能全部拿走。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。因此，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，以便在這樣的掠奪下，求取生存。

這種生產過剩，也許可以視為對抗人類巨寄生的「抗體」。成功的政府能令繳交租稅的人民，具有對抗重大掠奪以及外來入侵的「免疫力」，方式就好比輕微感染能夠使宿主擁有對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樣。疾病免疫力的形成，是藉由刺激抗體的產生，並將其他生理防禦能力提升起來；而政府在提升「免疫力」以對抗外來巨寄生時，採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物料的產量，以便供養大量武裝精良的軍人。

上述兩種防禦反應都會造成宿主的負擔，但是比起反覆遭受突如其來的致命災難，這份負擔可以說是輕多了。

建立成功政府的結果是：創造出一個相對於其他人類社群來說，更為強大可怕的社會。訓練精良的軍人，幾乎輕而易舉就能擊敗那些整天忙著生產或尋找食物的人。此外，我們很快將討論到，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，一個病得恰到好處的社會，讓已成為地方病的病毒及細菌感染，能藉由不斷侵入易感染的個體，持續激發抗體形成，這樣的社會比單純、健康的人類社會更為強大可怕。因此，導致強大軍隊和政治組織形成的巨寄生，可以對應到導致人體產生免疫反應的微寄生。換句話說，把戰爭和疾病連在一起，不只是巧妙的比喻，因為傳染病是如此接近並尾隨在軍隊身後。

難纏的感冒病毒

另一類在未來仍對人類有著重要性（至少有此潛力）的流行病，最佳例子莫過於1918年至1919年間的流行性感冒。流行性感冒存在的時間已經相當長久了，而且它的流傳之快，引發的免疫期效之短，以及這類病毒的不穩定程度，都非常明顯。

1918年至1919年，美國、歐洲及非洲軍隊在法國北部會合，為流行病的現身提供了空前的大好機會。新型的病毒出現了，事後證明，這些新病毒對人類宿主殺傷力非凡。這種病傳遍地球，幾乎感染了全球的人口，並且殺死了二千萬以上的人。當流行性感冒的疫情達到高潮時，醫藥人員及設備幾乎立刻承受超重負擔，而且衛生服務一般也都停擺；但是，由於這類病毒的特殊感染方式，危機很快就過去了，因此只不過數週後，人類又可以開始例行作息，而流行病則快速消失了。

1918 年後，研究人員經過一世代的研究，建立了三種已知的不同病毒株；而且也有能力創造出對付它們的疫苗。然而，問題沒有這麼簡單，因為流感病毒本身很不穩定，每隔一小段時間，就會改變它的化學結構細節。因此，只要出現任何一波廣泛的新流行，研究人員幾乎都可以肯定，引起這次感冒的病毒其改變程度，必定大到足以逃過去年疫苗在人體血液中製造的抗體。

因此，流感病毒的變化，以及其他傳染病原生物的突變，可能性依然很高。例如，1957年時，一場新的「亞洲型」流感病毒在香港出現；但是，它在美國發展到流行病程度之前，對抗這個新病毒的疫苗早已大量製造完成，數量多得足以影響這波流行的發病率和強度。然而，要做到這一點，需要公共衛生管理當局具備敏捷的步法，也需要私人企業毫不遲疑的參與辨識新流感病毒，以及大規模開發並製造疫苗。

即使沒有突變，大自然裡也永遠有可能出現下列情況：某些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寄生物，突然逸出熟悉的生態區位，而使得遍及地球的密集人口，又遭到另一波全新、毀滅性的死亡災難。例如，近年霍亂在印度及東南亞暴發，就是因為一種原產於印尼蘇拉威西島的新型弧菌，在孟加拉境內及周遭幾乎所有「典型」霍亂弧菌起源的地區，成功的取代了原先的霍亂弧菌。關於這類無法預知的生物波動，還有另一樁近代發生的例子，包括發生在奈及利亞的拉薩熱，以及發生在烏干達的歐尼恩熱病的神祕起落，這些在第3 章曾經提過。

第三項可能會發生的糟糕結果，在於為了癱瘓敵國人民而進行的生物戰研究，在散播致命病原生物於敵方時，有可能會為部分地區（或是全世界）釀成流行病大災難。

除了這些可以想像的災難之外，很顯然，人類還是必須固守在食物鏈裡限定好的位置上。過去一百五十年來，由於公共衛生策略的成功，造就了人類數目激增，對於糧食供應也造成了壓力。其他肇因於人口增加所產生的壓力，也以各種方式展現出來—不只是流行病學，也包括社會學、心理學甚至政治學。

鑑往知來

科技和知識，雖然曾大大的為多數人扭轉了疾病的自然發生過程，但卻從來沒有（而且就事物本質來看，也永遠不可能）把人類從古老的位置上解放出來，這個位置正是介於「肉眼看不見的微寄生攻擊」以及「由某些人對其他同類進行的巨寄生」之間。

當然，古早年代的單純兩極分法，也就是把人類社會簡單分為糧食生產者，以及倚賴前者維生的人的這種方法，早已深深改變了。這是因為發展出科學化的農業，而且糧食生產者如今也能由其他不直接生產糧食的人那兒，得到其他類型的服務。話雖如此，如何調適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的老問題，卻依然以複雜的方式存在，即使是在這機械化以及官僚化的時代。

當然，從來沒有任何長久、穩定的模式，能夠確保這個世界對抗地方性（假使不是全球性）的毀滅性巨寄生的擴張。一次世界大戰及二次世界大戰，全都導致地方性的毀滅；而且戰爭或革命儘管目的各有不同，都可能如同以往般，再次造成世上眾多人口的饑饉與死亡。

從另一方面看，人口數目的激增，其實反倒確定了糧食供應與人類饑餓之間，所存在的餘裕將會快速消失，使得應付異常危機的緩衝時間愈來愈短。危機一旦真的發生，醫生、農夫、行政人員以及所有維持現代社會物品暨服務通路的技術，都會是維持現存人口數目的關鍵因素。

回顧過去這幾世紀以來奇特非凡的紀錄，沒有人敢篤定的說，未來不會發生意想不到的突破，擴張到目前無法想像的範圍。假以時日，生育控制也許會追上死亡控制。某種類似人數與資源間的穩定平衡關係，可能會自我界定出來。但是就目前及不久的將來而言，很顯然，人類依舊處於地球上已知的生態變動中，最劇烈也最特異的階段。因此在不久的將來，正如人類的過去般，微寄生與巨寄生間現存的平衡中，出現的不會是穩定性，而會是一系列的劇烈變遷和突兀的振盪。

想了解等在我們前方的東西，就像要了解我們過去所經歷的東西般，絕對不能忽視傳染病所扮演的角色。我們能改變巧思、知識以及整合組織，但是不能消除人類容易遭受寄生物侵入的特性。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於人類，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的共存，而且，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，是人類歷史中的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。

(本文內容擷自《瘟疫與人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