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千萬種關係中，人與人的關係最為複雜。如何看待一個人，在不同的時期、不同的環境條件下，標準也不相同。這裡面不一定都有是非曲直，也許就只是一種情感利害的問題。
 
李宗吾曾經寫過一篇文章，叫作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其中有這樣一段：
 
小人得志，是因為他有基於生存環境而生出的特殊的智慧，只不過這些智慧缺乏道德的約束，從而游離於社會規範和正常人的見識之外罷了。從李宗吾先生的「厚黑史觀」分析，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瞭解到小人之術的詳細內容。我們姑且把這種智慧叫作「厚黑心術」。
 
南懷瑾大師在論述蘇秦、張儀時，講了這樣一段話：
 
蘇秦、張儀當時動機，是以自己個人的功名富貴為出發點，而把整個的列國局面，歷史的時代，在他們兩位同學的手裡擺布了約二三十年。他們並沒有一個中心思想，或政治上的主義。同時也可以說，當時的君主，並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義，對於道德仁義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，只認識利害關係。
 
中國幾千年歷史，一個亂象，到了戰國的末期、南北朝的末期、五代的末期，仁義道德沒有辦法發揮作用，沒人接受，這是什麼原因？當然有它的道理。譬如《孟子》。孟子不過比蘇秦、張儀早一點點而已，為什麼孟子到處講仁義，到處碰壁？為什麼蘇秦、張儀會那麼吃香？這樣比較就產生兩個觀點：在個人方面，我們就看到了孔子、孟子的偉大。他們對於蘇秦、張儀的這一套不是不懂，他們全懂，可是始終不願意引導人家走上這條路，始終要求人家講基本的德性，並不在乎自己個人當時的榮耀。這是孔、孟個人的了不起。第二點，當時的時代為什麼需要蘇秦、張儀的這一套。這就講到我們本身。我們現在兩副重擔挑在身上，一面要維持自己傳統文化的德業，政治的道德、人倫的道德，承先啟後，這是一副擔子。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這個時代的迫切需要，而這個需要是講利害的，但在利害之中，要灌輸進去我們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。
 
這就是我們今日的處境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。也許在一兩百年以後的歷史上，會寫我們非常了不起的好處，因為我們今日所挑的擔子，比古人挑的還要重，還要困難。
 
做英雄難，難在勇氣；做小人也難，既難在智慧，更難在臉皮。英雄是大樹，小人是藤蔓。英雄總是迎風沐浴，歷盡磨難，然而最終能長成參天大樹；小人總是攀援而上，坐享其成。
 
人在這個世界上，如果以一般正常的手段去對付小人的技倆，那百分百絕對會成為對方的手下敗將，即使推出一個更聰明、更睿智的人士來迎戰，其結果也將敗北之局，那到底為什麼呢？那是因為你自己――千算萬算，就沒算到與人性！從本書所列之史實典故，我們就可以引以為戒，在為人處世方面作為借鏡。